【致敬铁血坚守——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胜利暨新四军组建85周年】
阳光满山川，岭上秋叶红。
8月30日至31日，由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共赣州市委共同主办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胜利暨新四军组建85周年理论研讨会，在赣州市大余县、信丰县举办。
梅岭逶迤，油山葱郁。作为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主战场，这里早已消散了血雨腥风的战火烽烟，铺展开如诗如歌的动人画卷。
透过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版图可以看到，在红军长征向北挺进的同时，战火还在南方八省15个游击区里纷飞。
艰苦卓绝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是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交相辉映的壮丽革命史诗，是高耸入云的不朽丰碑。
那时，环境之险恶、斗争之酷烈、生活之艰辛，史上罕见。面对敌人的反复“清剿”和血腥镇压，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一起，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他们钳制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坚守了游击苏区，形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是铁血坚守的胜利。这部惊天地、泣鬼神的红色传奇，让我们再一次读懂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为什么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铁血坚守为人民
莫道浮云终蔽日，
严冬过尽春蓓蕾。
——摘自陈毅《赠同志》
1934年10月，于都河畔，马蹄声碎，秋水呜咽。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在这里集结出发，踏上了漫漫征途。
留守的，是刚刚成立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中央决定，由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继续统一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邻近各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一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留守的，还有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余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
半个世纪后，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将这些留守的红军部队称为“死亡军团”。书中记述，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下，留守红军遭遇了重大损失，人数锐减。“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
无比险恶的环境里，红军游击队硬是同多于自己几十倍的敌人斗争了整整三年之久。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南方八省，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和琼崖等15个游击区，革命的火种生生不息，照亮了南中国的黑夜。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红军游击队披肝沥胆、浴血坚持？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让中国共产党人赴汤蹈火、向死而生？
今天，我们重温这段苦难辉煌的历史，答案凝炼成了一句话：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是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
这样的初心使命，深深植根于共产党人、革命军队的理想信念之中，从未更改、历久弥新。
大余县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里,曲折上升的参观廊道象征着革命道路的艰难险阻，史料展陈、实景再造、3D投影……立体展现了当年红军游击队在山林里的苦难坚守、流血牺牲，吸引着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到此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精神洗礼。
“时时可死，步步求生。”穿行于瑞金红林山区，在被国民党军包围的生死关头，他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他是时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毛泽覃。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在信丰的一次突围中，他左腿负伤，弹尽被俘，狱中写下生命绝唱、不朽诗篇《带镣行》——他是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在黄泉路和投敌之间，我选择黄泉路。”他断然拒绝敌人的劝降，席地而坐，双腿盘起，从容赴死之前微笑着对行刑士兵说：“此地甚好！”——他是我党早期领导人、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瞿秋白。
“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在福建省长汀县的一处山头，遭遇敌人围堵的他，为了不拖累其他同志，纵身跳崖、壮烈牺牲——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
革命理想高于天，铁血坚守为人民。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英勇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我党我军高级干部和指战员，还有贺昌、阮啸仙、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方志敏、刘畴西、古柏……他们的名字，如耸立的丰碑，挺起了红土地的精神脊梁；他们的事迹，是鲜活的教材，激励着后来人要勇毅前行。
为了人民，为着胜利，不改的初心、不变的信仰，淬炼了红军游击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革命意志。
多年以后，陈毅回忆：“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
彭真也曾对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程度作出过类似评价：“我们共产党20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
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烧杀追逼……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最残酷毒辣的手段，实行反复“清剿”。项英曾说：“有两年时间，我在夜间从未脱过衣服，我的士兵也是这样，我们在得到警告几分钟以后就得准备采取行动。我们不能在村镇里睡觉，而是在山上树林里过夜。”
除了军事困境，还有恶劣的生存环境。寒冷、伤病、饥饿、悬崖、野生动物袭击……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游击队员的生命。“我们像野兽一样生活。”1944年，陈毅在延安向美国观察组外交官谢韦思介绍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如是形容。
他在《赣南游击词》里描述道：“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危险不仅来自外部，还有内部人员的变节。
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先后叛变革命，制造了“北山事件”；在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的陈海变节之后，设下圈套试图诱捕陈毅等重要领导人，史称“梅山事件”……
那时的陈毅还叫做“大老刘”。“‘大老刘’，你们这样在山沟里钻来钻去，东躲西藏，吃穿都成问题，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长期帮助陈毅藏身、治病的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农妇周篮，曾经这样问过他。
陈毅的回答异常坚定：“别看我们现在蹲在山沟里，但是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一点星火要烧红万里江山，人民拥护共产党，我们一定要胜利的。”
信念的种子一经播撒，便如漫山杜鹃映红南天。
一次次遇险，一次次突围，一次次牺牲，一次次坚守。为着人民的江山，红军游击队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凭着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把自己锻造成了一支打不散、拖不垮的铁军。
1936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之下，陈毅拖着伤病之躯，在大余梅岭的丛莽间辗转隐匿了二十多天。“虑不得脱”，他在密林深处的一个岩洞里，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绝命诗”《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未竟的革命事业、未来的人民福祉，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深情的牵挂。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随着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先后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梅岭的枪声，终于冷清下来。
1937年10月，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整编为新四军。“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游击队员纷纷走出深山，奔赴新的战场，成为大江南北抗日前线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人民在，队伍就在；信念存，革命则存。
依靠人民夺胜利
靠人民，
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摘自陈毅《赣南游击词》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许多革命烽火留下的印记，如今被当作传家宝保护了起来。大山深处的革命遗址，农家墙上的红色标语，纪念馆里的珍贵文物，无言述说着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绝处逢生的苦难与辉煌。
抚今追昔，鉴往知来。许多参观者在感叹中国共产党伟大力量的同时，亦常常陷入沉思：这场极艰难、极可贵的胜利，靠的是什么？
历史再次给出了正确的答案：靠的是人民的支持！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建军之初，就把这样的立场深深融入了自己的信仰信念之中。
在大余县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我们看到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匾里赫然写着“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等字。
1935年4月，正值革命遭受严重挫折，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召开长岭会议，制定了上述新的斗争方针。长岭会议是“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遵义会议’”，从此，红军游击队由正规战转入游击战，分散到各个地区，站稳脚跟，巩固发展。
“面对敌军的反复‘清剿’，红军游击队经历了多次挫折失败，但始终打不散、拖不垮，原因就在于他们始终把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发动与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馆长赵如说。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虽然缺吃少穿、困难重重，但红军游击队的每一项主张、每一个决策、每一次行动，都烙印着“人民”二字。只要敌情缓和，项英就带领游击队下山帮助群众耕种、收割庄稼。大余池江杨村的王保长设卡盘查、欺压百姓，陈毅带领游击队员深夜“造访”，使其不敢造次。油山游击队没收了土豪一头牛，项英、陈毅说：“牛可以杀，但有福大家享，游击队吃一半，群众吃一半。”
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人民更坚实。血雨腥风的岁月中，红军游击队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脉相连、甘苦与共。群众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倾尽所有、极尽所能支援红军游击队。
信丰县油山镇坑口村村史馆，陈毅《赣南游击词》手稿复制品张贴在墙上，铭刻在村民的心头。
1936年夏天，游击队粮食断绝，只能靠摘野果、采野菜、剥竹笋充饥。当地群众利用每月初一和十五进山砍柴的机会，把大米藏在挑柴的竹杠中，把食盐溶进棉袄里，设法丢在山上，“转交”游击队。在坑口村滴水垄，陈毅吃着从山上“捡”来的大米饭，感慨万千，饱含深情写下了《赣南游击词》：“……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走进昔日游击区，军民干群同心坚守的革命佳话，不胜枚举、传颂至今。
“朱壹，乐善好施‘英雄’；唐树明，克己奉公‘英雄’；朱荣灿，见义勇为‘英雄’……”油山镇坑口村委会大门口，一面“英雄墙”分外醒目。
“当年，油山好儿郎投身革命，纷纷入伍参军，加入游击队。现在，我们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人人做好事，人人学英雄。”坑口村党支部书记李游胜说。
在坑口，“三老表”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
1935年春，项英、陈毅从中央苏区辗转突围，转移到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地区，继续领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革命斗争。项英化名老周，陈毅化名老刘，与“三老表”刘建华、朱赞珍、李绪龙并肩战斗。“油山三老表”积极参与赣粤边特委重要决策，深入赣粤边各党组织联系工作，被红军游击队誉为“脑袋别在裤腰上的战士”“革命的好管家”“打不断的钢铁交通线”。
在聆听故事中续写故事，在致敬荣光中续写荣光。如今，一支由党员、网格员、乡村能人组成的“三老表”调解队，成为坑口村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有力后盾。
上乐塔，六面五层，古朴雄浑，若隐若现于油山镇红米塅村一座小山上。一批批党员干部来到这里，缅怀昔日英雄儿女的奉献与牺牲。
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上乐塔是红色秘密交通线的接头点。送信送物的群众穿梭在交通线上，不知磨烂了多少草鞋。一天，一名叫朱乙妹的交通员背着3岁女儿在后山浇菜，突然发现来了敌人。她当机立断，大声喊道：“白狗子来了！”听到喊声的游击队员得以及时转移，朱乙妹却最终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子女陈元、陈昊苏、陈丹淮、陈小鲁，都来过上乐塔瞻仰。有一回，村民看见陈毅的儿子对着这座小塔静默良久，然后执意要爬塔。塔门离地高且小，螺旋楼梯窄得只能容一人上下，爬塔非常危险，但现场无人能劝阻。大家明白，这是要用心去触摸那段峥嵘历史、感受那份革命情怀啊……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一副对联映照着党心与民心。上联：“留守南方孤军奋战领导英勇游击队”，下联：“坐镇池江合作抗日整编铁血新四军”；横批：“人民支援”。
当时，这座房子是刘汉光、周三娣夫妇的家。1936年春，腿部受重伤的陈毅带着红军游击队来到彭坑。见其感染严重，周三娣夫妇毫不犹豫地将陈毅接到家中养伤。因周三娣经常提着竹篮为红军游击队送饭，陈毅为她取名“周篮”，大家都亲切称她为“周篮嫂”。
一只竹篮，见证着一个农民大嫂智勇相助的一幕幕。为了尽快治愈陈毅腿伤，周篮起早贪黑爬山为他挖草药。为了运送子弹，她故意摔倒滚进河。赶猪传暗号、唤犬送情报……多少次冒着生命危险，只为红军游击队能安全脱险。被反动派抓进大牢后，周篮顶住酷刑，誓死不招。
1937年秋冬时节，红军游击队奔赴抗日前线。临行前，陈毅将一张半身脱帽照片送给周篮留作纪念。1962年，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县以上各级负责人参加的“七千人大会”，陈毅特地赶到江西代表驻地看望与会同志，并感慨地说起一个人：“彭坑那个周篮嫂，对我们的支持真的是太大了！”大余县委、县政府应陈毅所托找到周篮，归还200元“游击债”，当地人这才知道，她曾对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作出过这么大的贡献。
如今，斯人已逝，青山依旧，这位女英雄就长眠在家后面的半山腰上——那里，曾是陈毅和游击队员战斗过的地方。
在危难时刻救助过陈毅的，还有人称“桂花嫂”的李桂花。
那是1935年冬，陈毅遭遇国民党军伏击，突围后昏倒在信丰县油山镇老屋下村锡坑组的树林里，被上山砍柴的李桂花救回家中疗伤。其间，敌人闯进李桂花家搜查，目光停留在陈毅藏身的小阁楼上。眼见敌人爬着木梯即将登楼，李桂花故意把一个砂钵“哐当”往地下一砸，佯装生气地训斥了身边小孩几句，引开敌人注意力。这时，院子外响起枪声，一个士兵报告发现游击队员，敌人就一窝蜂地跑去追了。
80多年后，这处承载着惊心动魄过往的陈毅疗伤处旧址，成为当地开展红色教育的“扶志堂”。李桂花孙子、老屋下村现任党支部书记朱定生告诉记者，听长辈说，当时为了给陈毅补充营养，奶奶把一直舍不得吃的土鸡蛋全部拿了出来，每天还磨好豆浆送到阁楼上。后来，她还带领慰问队，挑着500双鞋、500条毛巾和500斤花生油，去看望在大余池江训练的新四军。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油山三老表”、朱乙妹、周篮嫂、李桂花……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流传至今，这种血浓于水的情怀从未远去。
1990年5月，时任中顾委常委陈丕显不顾年事已高，亲临大余寻访曾为红军游击队提供过帮助的群众。重游故地，陈丕显吐出肺腑之言：“群众是无名英雄，我们红军游击队就是由于得到了这些无数无名英雄的无私支持，才取得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