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讯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深刻阐述，为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方面深入论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将中华文明置于文明传承、时代进步和世界发展的大视野中进行观照，从而准确地概括了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人类文明的民族特征，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必然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能有机会当面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
五个突出特性着眼点在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贯穿于中华文明史全过程，史料丰富，班班可考。中华文化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经历了长达五千多年不间断的发展过程，仍像日月光华一样亘古常新。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中华文化的内部蕴藏着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能够像凤凰涅槃那样不断获得新生。中华的先民们极其重视生命的价值。生命在本质上是内在机体的新陈代谢，会不断地调节自身以适应外界。中华文化就像生命一样，始终处于自我完善的变化之中，自身就包蕴着与时俱进的精神。
具有这种品格的文化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面对外来文化的压力，也有足够的自我调整能力应对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中华文化这种精神深深地渗透在各个文化支流之中，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例，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是在形式、题材及风格等方面不断自我更新的演进过程。江分九派，河流九曲，中国古代文学也像长江大河一样，日夜奔流，永不停息，呈现出千汇万状的丰富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地域内发展起来的，是由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多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某些地域狭小、民族单一的文化不同，中华传统文化既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又具有强烈的趋同性和凝固力。
古代中国的农耕生产虽然都是规模很小的小农经济，但中华先民从事农耕的地域范围却相当辽阔，这种地理条件使当时的农耕生产受到两方面的严重威胁。一是来自自然界的水旱灾害，二是来自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掠夺。虽然中华大地的基本自然条件有利于农业生产，但在如此辽阔的地理区域内，局部性乃至大面积的水旱灾害还是会经常发生的。中华先民应对水旱灾害的主要办法是兴修水利。如果说大禹疏凿江河将滔滔洪水引导入海仅是传说，那么秦国开凿郑国渠以发展农业却是有明文记载的信史。秦代的水利技术已相当发达，秦代兴修的都江堰和灵渠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毫无疑问，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兴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必须集中相当的人力、物力，小国寡民是无法承担这个任务的。况且华夏大地上奔流着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华夏民族只有凭借全民族的力量才能完成治理江河、根治水患的巨大工程。
同样，当以农耕为主的中华先民受到周边地区游牧民族的侵扰时，如果中原地区处于小国寡民的状态，那就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战国群雄中有好几个国家各自修筑了防御匈奴入侵的长城，但只有在秦统一六国后才可能集中力量，从而达到“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理想效果。而后来汉武帝屡发大军北伐匈奴，彻底解除匈奴对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威胁，也全凭经过文、景两朝休养生息而积聚起来的大汉帝国的巨大国力。因此，从很早的时代起，中华民族便产生了“大一统”的政治观念。
“大一统”的思考基点是儒家提倡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也就是不同种族的人们都是同样的人。孔子虽然严于夷夏之辨，但是他区分夷夏的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孔子本是殷商后裔，但是他最崇拜的却是周王朝：“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人们的血统是先天形成而无法改变的，但是文化却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交融的。
正因如此，华夏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了开放、包容的态度，这显然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在古代中国的地域内曾生活着许多不同的种族，但是各族之间很早就开始了互相融合的过程。古代曾有所谓的西戎、东夷、北狄、南蛮之类的区分，但最后无一例外地融入了华夏民族这个大熔炉里，而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便成为华夏民族公认的共同始祖。正像海纳百川一样，华夏民族是由数十个民族经过长期交流、融合而逐步形成的，这种融合的最终结果便是今天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正因如此，中华传统文化虽然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但她从来不会轻视乃至敌视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对异质文化的宽容态度，这与某些古代文化唯我独尊的极端自大性格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由生活在神州大地的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是由众多民族的灵心慧性交融凝聚而形成的。即使对来自远方殊域的异质文化，中华民族也能以宽广开阔的胸怀予以接纳、欢迎，并让它们在华夏大地上焕发新的生命。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发展就是最显著的例子。达摩西来，鉴真东渡，佛教文化在华夏大地流传不息，并进一步传至东亚邻国，整个过程都是在和平、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这与那种凭借火与剑来传教的暴烈方式大相径庭。产生于农耕文明中的中华文化天然具有热爱和平的素质，因为古代的农耕生产是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的，尤其是达到一定的生产水平之后，从事农耕的人们积累了精耕细作、保持地力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他们愿意世世代代居住在相对稳定的区域内，过自给自足的生活。与追逐水草而游牧或不远千里而经商的人们相比，从事农耕的中华先民们格外具有安土重迁的观念，他们格外向往安定、质朴的生活形态。即使对整个民族而言，稳定、安定也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从事农耕的民族即使与其他民族发生冲突，也总是以守卫自身的疆土为最终目标，在战事上往往以防御为主。
所以从本质上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后人常说重文轻武是赵宋王朝的时代特征，其实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都是如此。《尚书·武成》记载：“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偃武修文”后来成为历代君主莫不崇尚的立国精神，历代思想家的论述更将此种精神上升到民族文化性格的理论高度。墨家主张“兼爱”与“非攻”，将和平视为至高的原则。儒家追求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但实现大同的途径却决非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武力征讨，而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文化怀柔。《论语》说“和为贵”，《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都包含着重视和平的思想。即使是中国的“武圣”孙子，也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像西方军事家克劳塞维茨那样将“消灭敌人的军队”和“占领敌人的国土”视为最重要的战争原则。中华民族并不害怕战争，但是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非正义战争，他们拥护的只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卫国战争。
世界上有些民族向外输出的文化以船坚炮利为主，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是包括造纸与印刷在内的四大发明，它们都是和平生活所必需的生产技能。现在我们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可能性就是建立在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这个特点之上。
如上所述，中华文明确实具有延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之间具有共时性，都贯穿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但是从逻辑脉络来看，五个突出特性之间其实存在着层层递进的内在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指出五个突出特性的逻辑指向和实际结果是：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统一性——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和平性——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五个方面的内容从对本民族自身文化特性的审视出发，进而论及对本民族发展前景的展望、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等内容。五个方面也是五个层次，它们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由低及高、由内及外，既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又显示出清晰的思维层次。
如果说“修、齐、治、平”是中华先贤为个人进德修行所设计的一条向上发展的理路，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论述就是为一个民族的品格及行为进行的理论概括和科学论证。习近平总书记从统揽全局的宽广胸怀和高瞻远瞩的远大目光出发，对中华文明的根本特性进行如此全面而深刻的把握，为我们更好地利用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宝贵思想资源，更好地建设现代中华文明，指出了切实可行的努力方向。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他还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宝贵资源”，主要不是指物质文明，而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观念文化。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彼此契合、互相成就。人类创造的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是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动植物的生命奥秘在于一代一代地复制基因，那么文化的生命就在于某些基本精神的代代相传。中华文化五千多年生生不息，正是得益于其核心观念绵延不绝的代际传承，正如庄子所云：“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从内容来看，中华传统文化大致上可分成三个部分：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
所谓器物文化，是指具有物质形态的文化：大到万里长城，小到各种器具。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后，器物文化一定会过时。万里长城当年曾是国防的重要屏障，但今天已经不具有实际意义。博物馆里的青铜器和玉器虽然精美绝伦，但早已退出人们的实际生活。制度文化主要指社会结构及政治制度，比如古代的私立书院，古代朝廷的六部衙门，今天早已不切实际。所以，我们真正能够继承、弘扬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的观念文化，就是古代先贤们的思想结晶、伦理准则、价值判断、人生理念等。例如，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学原理、“民贵君轻”的政治学原理，关于“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准则，关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观念，关于“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自然观，乃至关于“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的环境保护思想，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思想等。这些观念蕴含着普遍价值，有可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共识，更是当代中国人可能从传统中汲取的正能量，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准确领会，广泛弘扬。
观念文化的主要载体便是历代典籍，《尚书》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殷商以来，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浩如烟海，“经、史、子、集”四大类图书的惊人数量便是明证，于是“盛世修典”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历朝历代，中国人都自觉地通过各种方式来保存、整理古代典籍，进而从中撷取精华，阐释义理，以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正因如此，整理典籍，研究典籍，领会、阐释典籍记载的文化精神，便是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最有效的手段。继承传统文化当然不是少数专业研究者的专利，而应该是当代中国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义务。所以从根本意义上说，流传至今的古代典籍并非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供大众阅读、学习，从而获得文化启迪和精神滋养。古籍整理的终极意义在于更好地阐释并汲取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观念、精神，我们一定要对重要的中华典籍进行完整细密的文本整理，进而用准确可靠的注释和生动灵活的解说，将经典名著引入千家万户。
在这个方面，国外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近几十年来，美国的著名大学对西方文化经典极为重视。例如，哥伦比亚大学连续多年开设西方文化经典课程，描述该课程的著作《伟大的书》在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又如，耶鲁大学教授布鲁姆的著作《西方正典》，通过讲解西方文化经典来促使现代人更加重视西方文化传统。这种情况既值得我们重视，也值得我们警惕，因为上述著作都对中国的文化经典一字不提。西方学者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否定中国的经典著作，多半是出于维护西方文化在全球领先地位的长远战略目标。可惜的是自晚清以来，由于中国在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的打击下缺乏招架之力，有些中国学者也把原因归诸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先天不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人激烈地批判中华传统文化，更有甚者进而声称“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具体语境中，他们的主张其实是一种论辩策略，是为推行新文化运动而进行的扫除廓清，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鲁迅所说，为了要让大家同意在屋子上开窗户，就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否则就连窗户也开不成了。但是掀掉屋顶的主张必然是一种矫枉过正，其自身的偏颇是不言而喻的。时至今日，我们要恢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龚自珍说得好：“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如果毁灭了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结果必然会导致那个民族的沦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这不但是中共党史上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理论创新。如果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这其实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回归，从而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宝贵的思想资源，来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必须对中国经典著作的重要意义具有清醒的认识，并对它们的现代价值给予充分的评价。
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例，它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深刻且生动地体现着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达三千多年，由于在文体方面存在着“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规律性现象，当它的某种样式在某个时代达到巅峰状态后，其高度成就很难被后人超越，从而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经典作品，并成为后代读者永久性的审美对象。又由于中国古代文学以生动而具体的方式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所以其经典作品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与审美旨趣，在陶冶情操、培育人格诸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从《诗经》《楚辞》，到《红楼梦》《聊斋志异》，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无不身兼优美的文学作品与深刻的人生指南的双重身份。诸如热爱祖国、热爱和平、关心他人、提倡奉献、崇尚和谐、倡导节俭、鄙视自私、拒绝庸俗等道德取向，都在中国文学经典中得到充分、生动的体现。
毫无疑问，中国文学经典生动、直观地反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容易为现代人所理解、接受的一种形态，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最好桥梁。在长达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中，发展最成熟的文学样式首推诗歌。早在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提出了“诗言志”的观点，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中国古诗的主要内容就是吟咏人们的现实生活，抒发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内心情志，她和以歌颂神灵为主要内容的古代西方史诗有根本的不同。正因如此，在中国古代，“诗言志”不是少数诗人的专利，而是全民族陶写心声的普遍方式。
“诗言志”不是偶然情境中的灵感突现，而是一切生活场合中的抒情渠道。从先秦时代起，作诗便成为普遍的文化活动。“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是说社会上层人士以诗歌为必备的技艺。而传说中的“采诗”“献诗”制度则反映出社会下层的创作情形。《诗经》与《楚辞》以无与伦比的美学标准标志着中国诗歌的早熟，成为中华文化诗意特征的最早体现。汉代以后，中国诗歌历经两千多年从不间断，从形式、内容到风格，都得到了尽善尽美的充分发展。优秀诗人灿若繁星，名章迥句美不胜收。中华文化赋予诗歌无比强大的功能，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志士仁人，他们的生命火花为中华文化增辉添彩。当后人缅怀这些光辉人物时，诗歌往往成为最为耀眼的闪光点。行吟泽畔的屈原、漂泊江湖的杜甫，他们凭借其壮丽诗篇在中国人民心中获得了永生。文天祥舍生取义的人格精神凝聚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诗中，林则徐奋不顾身的报国热情凝聚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两句诗中，永远激励后人为正义事业而献身。可以说，没有其他古代经典可以更简洁而完整地表现志士仁人的一腔热血，也没有其他古代典籍可以更生动而在后人心头烙下更深的印痕。
对于当代广大读者来说，阅读古典名著有两方面的实际困难。一是中华典籍浩如烟海，即使是专业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学者，也难以全面阅读。对于非专业的各界人士来说，更会难寻门径，茫然无措。二是多数典籍的写作年代较早，今人在字句训诂、文意解释方面有一度难度，非专业的读者更不容易理解。
这就为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学者提出了两个义不容辞的迫切任务：一是必须从现实意义的立场对古籍进行价值评估，从中精选最适合“第二个结合”的经典名著向社会大众进行介绍和推广。二是必须对精选出来的经典名著进行严格的文献整理和精深的学理探讨，在此基础上再向社会大众进行普及，提供有关经典名著的选本、注本及导读讲解的普及读物。这两个方面都是专业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也是他们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从事古代文化研究的学者应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的自觉性走出学术象牙塔，投身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去。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