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瓜沥镇沿塘村有座化成禅寺，始建于北宋年间，大约距离现在有900多年历史了。

今年10月中旬，萧山瓜沥镇沿塘村村民在寺院东北角的围墙外河边劳作时，发现了一些疑似人类骨骸。

而早在20多年前，村民汪建庆牵头修建寺院时，在地底下挖出了人骨遗骸，这些新发现的和以前的遗骸，脆弱得一碰就碎，它们是谁的？

10月30日，原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张继宗，及“浙江迪安鉴定”的三名法医受邀来到寺院，为这些遗骸验明正身，他们将努力呈现出他们的生前信息。

11月16日，浙江迪安鉴定出具了咨询意见书。

意见书上显示：三具遗骸均为男性，三人中，一人年龄在29-35岁，其余两人年龄在30-38岁，三人身高不等，其中一个是个高个子。三人埋葬时间都在60年以上。其中一人可能生前在战争中失去了右手臂。

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当时在鉴定现场，专家将初步判断为三名成年男子的遗骸，分别编号为1号、2号、3号。

据了解，1号遗骸和2号遗骸即为10月中旬，当地村民在寺院东北角围墙外的河边挖掘出来的。3号遗骸则为20多年前，当地村民汪建庆牵头修建庙宇时，在清理废墟、挖地基的时候发现的，当时有清晰可辨的骨架，他们把这些遗骸殓入罐内，和随军用品一起埋葬，还建了墓竖了碑。汪建庆回忆，当时，他发现该遗骸骨架少了一只手臂。

因为年代久远，这些遗骸腐化严重。

根据意见书描述，20多年前被殓入罐内的3号遗骸，尚存下33块人类骨骼，上肢部分，两块碎骨勉强拼凑成一条较为完整的左肱骨，但不见右侧肱骨。专家推断这名男子在29-35岁，身高在166-175厘米之间。

（3号遗骸鉴定后出具的咨询意见书）

人的肱骨，就是上臂，上端与肩胛骨形成了肩关节，下端与与桡骨和尺骨形成肘关节。结合汪建庆的记忆，可能“他”生前在战争中失去了右手臂。

2号遗骸，有48块骨骼，相对其他两具遗骸，头颅部分相对完整，顶骨和枕骨还有四肢骨头碳化。据当时在现场参与鉴定的人员说，“看着有烧过的痕迹”。“他”的眉弓明显，长骨（即四肢较长的骨头，如肱骨、耻骨、股骨等）粗壮，长骨是决定一个人身高的主要因素。专家推断，这名男性年龄在30-38岁，身高在171-180厘米。

我们的脸部轮廓，眉骨是面部上庭的最高点，上庭是不是立体就体现在眉弓，眉弓凸出，会显得眼窝深邃，眉眼间更有魅力，用现在大白话来说，帅哥都是眉骨突出、棱角分明的。所以，从鉴定情况来看，“他”生前可能是一位相貌英俊、身材高挑的帅哥。

1号遗骸，有66块骨骼，意见书描述：残存的下颌骨有两枚磨牙，牙齿磨损厉害，牙尖磨平以及牙本质点状暴露。从现在临床医学看，牙本质暴露主要是龋坏、楔状缺损等原因所致。“他”生前很可能因为战争年代条件艰苦无法保持口腔卫生导致了龋齿。专家推断，这名男性年龄30-38岁，身高162-171厘米。

专家推断，三名男性埋葬时间都在60年以上。

82年前，在萧山衙前一带，曾发生一场惨烈的战役。那也曾是萧山（当时为萧山县）惨烈的一段历史。

据历史资料记载，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同年年底，国民革命军62师、63师等部队向杭州方向回撤，退守钱塘江南岸。1940年1月22日凌晨，日军偷渡发动钱江战役，萧山县城沦陷，同年1月23日，日军侵入萧山县多地。同年2月19日，浙抗卫第八支队在衙前一带被日军包围，数千官兵几近全军覆没。

而衙前和瓜沥相邻，从如今的地图看，相距八九公里。但有没有可能，是当年在战争中不幸遇难的当地村民呢？

当地老的村民回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里发现一座土坟，里面堆着很多尸骨，当年因为要修路，土坟被填，尸骨被撒进村里的河里，后来又几经变迁，一些遗存的尸骨又被埋进地里。另外，20多年前，汪建庆他们修建寺院时，和人类遗骨一起发现的还有帽徽、纽扣、子弹壳，“是埋在一起的”，这些年，其他村民们也在村里挖到了锈迹斑斑的子弹壳等战争遗物。

假如是村民，一方面，死者的年龄段不会这么接近，不会都集中在30多岁的青壮年，年龄可能会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去世后也不会以合葬的方式。

老一辈村民还说，当年一路部队在化成禅寺打仗，不幸全部牺牲，日军后又烧毁了寺院，2号遗骸上发现的碳化痕迹印证了这一点，“这和当时战况记载也是吻合的”，萧山抗战纪念馆筹建人周寅说。

还有当地村民回忆，一、二十年前，有外省的人时不时来村里，烧香祈福，祭奠亡人。

从这次的鉴定情况，结合史料记载、村民回忆，多处印证得出：这三名埋葬60年以上的男性应该是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八支队阵亡将士。

虽然，如今我们无从知道他们的名字、籍贯等具体的信息，也无法得知他们生前遭遇了什么，但至少还原了他们生前一些信息，他们的年龄、身高、相貌和身体特征等，让我们对这些无名英雄，有了一个更立体、轮廓般的记忆。

一份143人的不完全名单

此前，周寅和汪建庆他们计划，等遗骸鉴定结果确认后，他们将着手为82年前在萧山牺牲的自卫团那些无名英雄们在寺院建一座公墓、竖一块纪念碑。

发现的这三具遗骸，则作为自卫团阵亡将士的代表，重新让他们入土为安，纪念碑上将一一刻上所有阵亡将士们的名字。公墓将选在寺院一处大殿前的空地上，他们还打算在寺院边上建一个小型陈列馆，把那段惨烈的历史告诉大家，把这些无名英雄的事迹告诉大家。

在专家意见书出具的同时，一份阵亡将士的不完全名单也被整理出来。

据史料记载，当年大约有几千名自卫团将士牺牲，但关于他们的信息很多被“隐藏”在一次次战役记录中，需要通过搜集、比对、应证。

萧山河上抗战历史研究会查询省档案馆馆藏资料来搜集，但历史资料缺失严重。周寅介绍，这份名单目前收录了自卫团第八、第六支队及五区抗卫总队（据资料，1938年春夏之初，浙江省抗敌自卫团第五总队成立，成立初以淳安籍青年为多，有1500人，也有其他籍贯士兵）在1940年2月9日、2月15-2月16日、2月17日作战时阵亡的将士，共143名。

2月15-2月16日一战，自卫团第八支队在南庄王、新林周附近作战（从如今地图看，南庄王村距离沿塘村大约6公里左右，新林周村距离4.5公里）；2月17日一战，自卫团第八支队在衙前凤凰山、航坞山附近作战。

凤凰山在衙前凤凰村北边，是航坞山的余脉，隔河与瓜沥镇沿塘村、凤升村相望，山不高，像一只卧着的凤凰而得名。从如今地图看，凤凰山距离瓜沥沿塘村大约有3.6公里远，航坞山距离沿塘村12.6公里左右。

在这份珍贵的名单里，143名阵亡将士，有来自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外省，也有浙江本省籍，其中29人为广西籍，都是自卫团第八支队的；贵州、湖北、江苏、江西、陕西、四川籍各1人，湖南籍3人；浙江本省籍104人，涉及到浙江32个县市，其中绍兴籍15人，牺牲人数最多；嵊县12人，牺牲人数列第二。

还有一名叫“吴光宣”的士兵籍贯不详，生前是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六支队的一名二等兵。

阵亡的143人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有三名将士，分别是武义的徐应祥、 嵊县的周伟德 、诸暨的杨金高；年龄最大的45岁。

健在的见证人：第八支队的侦察兵

82年前，1940年2月17日的那场战役中，如今还有幸存的老兵健在，他叫金允芝，出生于1921年，已经101岁的他，生活在义乌廿三里深塘村。

金老伯曾在自卫团第八支队当侦察兵。

当年日本军队入侵后，驻扎在大宅子或寺院等地方，自卫团部队也驻扎在村民家里，侦察兵的工作就是化妆侦察打探日军驻扎情况，报告总部后，再决议攻打计划，而自卫团将士们本来都是农民出身，也算是本色担任。

金老伯说，在他幼年时，父亲过世，母亲改嫁，奶奶和叔叔把他抚养大。7岁开始在私塾念书，读到17岁，后留在私塾教书。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杭州沦陷前夕，当时的浙江省政府迁移到金华为临时省会。1938年6月29日，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组建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下设8个支队。

当年，时任义乌县长吴山民发出公开信，号召全县青年以明朝抗倭的义乌兵为榜样，踊跃报名参军。金老伯响应号召报了名，被选入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他所在的大队都是义乌籍人，被称为“义乌营”。

他考入军士队，在义乌训练了半年多，1939年4月，金老伯又跟随部队到临安於潜、天目山脚下的村里继续训练。同年年底，他所在部队转移到武义继续训练，随后几个大队合并为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八支队第二团。

1940年1月22日凌晨，日军偷渡发动钱江战役，萧山沦陷，金老伯他们部队接到命令，赶到萧山增援，金老伯当时分在侦察班。

老人回忆，在萧山衙前凤凰山一带，他们与日本军队展开激战，持续了大半个月，但当时的中国军队装备简陋，只有步枪和手榴弹，没有飞机、大炮、机关枪等，他们虽然顽强作战，但因为武装力量悬殊，只好撤退。

1940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十，“那天打了一上午”，老人回忆，当天下午，他们所在的第八支队总部开始往绍兴方向撤退，撤退路线有两种，一种翻山而过进入绍兴，一种就是渡江。

当时，萧山和绍兴之间有座石头拱桥，叫“杨汛桥”（杨汛桥一带当时还属于萧山县），桥下就是西小江（也叫钱清江），蜿蜒着连接起萧绍平原，河宽水深，从萧山县临浦镇附近麻溪发源，到如今的绍兴市钱清镇后，汇杭甬运河，到绍兴三江附近又汇入钱塘江。

当年，因为军事力量悬殊，中国军队以破坏部分公路、铁路等交通要道的方式来阻挡日军入侵。原本较为宽阔的杨汛桥桥面，被拆除了石板，只剩下一块石板的地方可以通行。

老人说，日本的飞机在空中往桥上扔炸弹，后有机关枪扫射他们。桥上人很多，后面的人看不到前面的情况，日军飞机扔下的炮弹击中大桥，桥断了，一些人当场阵亡；一些人掉入江里，淹死；一些人身负重伤，再也无法挪动，看到金老伯，恳求他把他们推到江里去……

“在过阳汛桥（应为杨汛桥）时，我卧倒在桥头田埂边时，亲眼看到了敌人的枪弹在四处乱钻，所谓枪林弹雨，我真是亲身经历了。在过桥时桥上躺着一些伤兵，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被打断了腿躺在桥上挣扎呼喊，其情景真是惨不忍睹！”老人后来与部队失散，回到家乡，教了半年私塾后，又应召回到部队。随后，部队被安排到丽水缙云休整、训练，继续在浙西南山区抗战……

后来，老人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小学教师，直到退休。那段伤痛的记忆，被老人记录在几年前自行印刷的《生平杂记》里。

“萧山这场仗我们没有打胜，我也没能多杀几个敌人，实在对不起大家……”谈到往事，金老伯流着眼泪。

义乌还有一位抗战老兵叫何天德，前两年已经过世了，他和金老伯是自卫团第八支队的战友。

和金老伯一样，他也是义乌廿三里人。1938年，何天德18岁，报名参军，加入自卫团总司令部，训练半年多后，1939年他从军士队毕业，当了第一营班长，1939年冬天，在武义训练，几个营合并为第八支队第二团。

1940年1月，他们在武义过完元旦后，接到命令奔赴萧山，“部队领导带我们上了火车，火车一路开到萧山才知道要去打仗。火车上放着很多手榴弹，还有轻重机枪”，老人生前曾口述回忆说，他们到萧山后，驻在衙前附近的航坞山、凤凰山一带，主要负责巡逻、站哨。

“当时，日军利用长山上的碉堡炮击衙前境内西小江上的桥梁，为其进犯衙前作准备。我们第八支队官兵驻守在凤凰山麓衙前街镇都卫家村，大约有4000人，先后三次在新街、坎山三岔路、绍兴安昌等地与日军交战，阻止日寇进犯，可我们却屡战屡败。”

据何老伯回忆，凤凰山战斗前后持续了将近一个星期，“我们由于装备很差，敌人又有飞机、大炮、机枪，我们只能边战边退。”一次交战中，看到日本兵靠近，“在离他们30至40米的时候，我迅速扔出了手榴弹，当场炸死日军好几个人。”

1940年正月初十（即1940年2月17日）凌晨，日军分两路，一路从长山往新林周大塘，运用装甲车突袭衙前；另一路从安昌过钱清由南直上，在如意寺登陆，对中国军队左右夹攻。

当时，第八支队主动出发袭击老虎洞敌人据点，后被日本军队包围。“他们出动骑兵，又有飞机在空中配合。结果，只得于午后突围，大部分冲出包围，伤亡惨重。”老人回忆，“排长朱庆丰鼓励我们杀敌，对战士们高呼‘像杀猪一样，杀向敌人！’这时，日军飞机增援，机枪疯狂扫射，许多战士倒下了，三排长朱庆丰也牺牲了。我们团长也受伤了。”

1940年2月17日当天傍晚，大部队开始撤离。

“面对三四十米宽的江面，我们的部队别无退路，只得爬鱼箔过江。当时正值隆冬，天气寒冷，官兵们穿着棉袄棉裤、带着枪支弹药，一不小心就掉入江里，很多人淹死在江里。”

“整个战场牺牲的人很多，我所在部队有12个义乌人，战斗过后就只剩下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叫金允芝”，后来，组织在诸暨归队时，很多人都没再出现，“部队在向上报的时候只好说‘死伤不明，下落不明’”。

后来，何天德跟着部队去缙云整训。1941年，他21岁，接到弟弟来信，告知母亲去世，部队连长让他回去，回到义乌后，他再也没出去打仗，一直务农，直到去世。

黑白照片上的这个地方如今还在吗？

周寅介绍，根据目前整理的名单，他们将联系广西当地媒体，为名单中牺牲最多的第八支队广西籍阵亡将士们寻找他们的后代、亲属，为他们实现另一种形式的团圆，“当年，他们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萧山，为了守卫萧山牺牲，他们不该被遗忘，我们应该记得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

去广西，周寅他们还想寻找一处遗址。

周寅看到过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处纪念碑，上写：浙江省抗卫团第八支队抗敌阵亡官兵纪念碑，落款是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

而黄绍竑是广西容县人，当年他组建自卫团时，从家乡召集了不少广西籍农民加入。这块纪念碑，可能是他为诸多牺牲的家乡的将士们建的。

但因历史资料所限，目前无从知道这块纪念碑当年安在何处，如今是否还在。

（这张照片上的纪念碑不知在哪里）

另据了解，为在萧山阵亡的将士建公墓、竖纪念碑，将按照民间众筹方式，目前已收到企业家等社会捐赠。接下来，萧山区河上抗日战争历史研究会还将在公益平台发起众筹，一方面想让更多人来关注，一方面也有很多爱心人士表示愿意献一份爱心，“五元十元的，都是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