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原名杜理卿，1903年9月出生于湖北黄陂县，1922年入党，是红军早期保卫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他在锄奸保卫和情报工作战线上立下了卓越功勋，是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隐蔽战线指挥员。

以边区为基点，派出数百名情报人员

抗日战争初期，许建国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1938年任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保卫部部长，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部队、地方、白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发言。1939年3月，他率领中央社会部考察组由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建立了北方分局社会部并任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威慑华北敌人占领的各大中城市，而且是西北屏障和支援东北、华中的基地。许建国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着眼全局，以晋察冀边区为基点，把数百名情报工作人员派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以及上海、南京、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广大地区，组织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抗日爱国人士等，渗透到敌人的军、政、警、特内部，形成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地下尖兵队伍，获取了大量战略、战术情报。

在北平活动的我党地下情报组织，在国民党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民主党派人士、学者、名流以及国际友人中建立了广泛深入的联系，并打入华北敌伪上层组织和新闻单位，洞察敌伪之间、伪组织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获得了许多重要军政情报。

在东北活动的我党地下情报组织，是由一批爱国进步的留日学生组成。他们多是伪满中上层人物的子弟，具有优越的掩护条件，分别在伪满军、政、警、宪等要害部门任职。其获得的包括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和伪满陆、海、空三军的兵力部署、作战能力以及军警特联防、防谍、镇压我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措施等大量情报，对配合我军作战以及后来配合苏军歼灭日本关东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加强领导，许建国曾先后派遣得力干部潜往沈阳等地进行联系和指导工作。原先，我党对东北情况了解不多。情报工作局面打开后，毛泽东高兴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边界）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

在上海活动的我党地下情报组织，同样表现出色。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后，他们得悉国民党特务准备以撞车手段暗害周恩来的行动计划后，连夜赶到周公馆报了警，及时保护了周恩来的安全。他们还打入了汪伪组织的心脏，取得了汪精卫、陈公博的信任，直接从汪精卫那里获取了极为重要的情报，为党中央揭露日本与汪精卫密约提供了第一手情报。

上海地下情报组织还以平津沪工商界经委会为桥梁，团结民族工商业者、医生、教授以及海外华侨等进步力量，在青岛、济南和海外先后建立情报网点，在搜集情报、采购物资、募集款项、输送人才、支援战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雨绸缪，布局解放战争情报战

抗日战争后期，许建国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城市工作、准备战略反攻的指示，以及从敌特手中获得的蒋介石在日投降后决心消除异己、准备内战的反共文件，提前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做了新的部署。在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和华北“剿总”的机要、作战部门中构建了内线力量，基本上掌握了国民党在华北的军事态势。

1947年10月，我党北平、石家庄情报小组同时获悉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第三军由石家庄撤守保定的情报，迅即报告了我军区司令部。党中央根据这些准确情报，决定发起著名的清风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7万余人，生俘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厉戎等官兵1.1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接着，又根据我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和建议，乘隙一举攻克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豫鲁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8年秋天，国民党九十四军3个师、新二军2个师，由空军配合，企图偷袭石家庄和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我情报人员获得敌人的作战命令后，因秘密电台发生故障，便由地下交通员将全文背熟，一天内赶到解放区，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党中央从其他渠道也得到了同样情报。毛泽东亲自撰写了3篇新华社电讯稿《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我军严阵以待，决予歼敌》《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进扰》《评蒋军傅匪梦想偷袭石家庄》，通过新华广播电台，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延缓和挫败了敌人的行动。

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事后惊叹：“中共地下工作组织的深入、机敏和细致达到神化莫测的地步。”聂荣臻则称赞：“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十万兵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