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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与中国共产党的新使命
发布时间:2021-08-02 10:21:35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定题、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决策。研究和破解共同富裕问题,不仅是浙江和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使命,更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共同富裕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对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来说,共同富裕的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因为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脱离贫困。中国现在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就是因为中国已经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使命。中国减贫作为世界反贫困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减贫作出了重大贡献。

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实现共同富裕问题。这些国家虽然实现了富裕,但还面临着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今天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面临着一个可以称之为“托克维尔难题”的问题,即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经济不发展,社会肯定贫困;但经济发展了,社会不见得稳定。以美国为例,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中,美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从前美国人自豪地把自己称之为中产社会——20世纪80年代前美国中产阶级比重达到70%,社会是稳定的,因为无论哪派政党都要照顾到社会的大多数群体。但现在,美国中产阶级正在萎缩,社会财富被很少一部分人掌握,逐渐演变成富豪社会。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反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第一,我们国家还不够富。人均GDP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不到300美元提高到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但距离发达国家水平还差很多,并且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第二,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在拉大。尽管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是绝对公平的,但如果收入和财富分化太大,那么社会很难成为共同体。其实,中国的经典说法“有恒产者有恒心”就是这个道理。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今天我们要转向共同富裕,探索社会共同体的建设。

因此我认为,探讨共同富裕不仅是对浙江有利,对国家有利,对整个世界也是有利的。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执政基础

1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古代中国尽管没有“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但社会主义的理念一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通,“大同社会”的概念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另一种表述。而到了近代,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中国一度盛行,但都是昙花一现,只有社会主义被接受和发展,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符合中国长期以来的发展理念。

中国传统社会尽管拥有“大同社会”的理念,但这种理念仅仅是美好设想,没有真正实现过。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理念的实现具有了理论和实践条件。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式,不断地对“社会主义”进行探索和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是一个已经固定的概念,而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丰富和充实。改革开放以前,在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下,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经历了第一波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如果没有这第一波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中国也很难看到现在的工业基础。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他提倡“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为了突破贫穷局面。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非常大的: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国际标准已拥有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更重要的是,使近8亿人脱贫,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宝贵经验。

现在我们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如何实践?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三步走”战略,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步已经实现),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论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内容非常丰富,但“共同富裕”肯定是一个核心内容。

从世界范围来看,贫穷社会是不可持续的,是一定会消失的,但是一部分人过度富裕、多数人富裕不起来的社会,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把世界上的“贫困社会”和“富而不平社会”作个比较,我们探索的共同富裕是有世界性的意义的。

共同富裕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之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从发展的视角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上世纪80年代,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流行,大家都在读芝加哥学派自由主义作家哈耶克的书《通向奴役的道路》(The Road to Serfdom),作者说计划经济是一个“乌托邦”。但是,80年代以后,西方新自由主义盛行,资本太过于主导经济生活,演变成为另外一个“乌托邦”。经验地说,国家太过于主导经济或资本太过于主导经济,两者都会是“乌托邦”。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共同富裕,前提是我们已经脱离了“贫穷社会主义”,现在要走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我们提“共同富裕”不是要制造另外一个“乌托邦”,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探索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理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很大的贡献。今天中国是一个混合经济体,实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有国有资本也有民营资本,还有混合资本。我们已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新,正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才使得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

今天世界性的问题表明,我们需要继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马克思对社会的分析,把社会分为两部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这个分析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是对的。但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加以发展的。我们今天讲“社会”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共同富裕”,它的主体就是人民,就是社会。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可以加入一个社会变量,或者社会结构变量。经验地看,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而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上层建筑。从北欧社会的实践来看,经济结构跟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在实事求是的实践中形成的,而非一味地教条式地遵循。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局限于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指导各领域社会实践的正确方法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好好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哪些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哪些方面需要继续作出创新、作出贡献。

浙江实践的普遍意义

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建党10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是浙江的重大政治责任,也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从资源小省发展成经济大省,且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兼顾了发展和公平。这种状态,从东亚文化的角度去看,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早期发展类似。尽管后期跟随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导致社会矛盾的恶化,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早期都实现了基本社会公平。

无论是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经济学,都可以对浙江经验好好进行总结。就社会公平问题,人们一直在讨论“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这些都很重要。浙江能走到现在这一步,表明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据我自己的观察,主要有三点特色:第一是“上不封顶”,鼓励全体人民勤劳致富,不断做大“蛋糕”,增强区域经济整体实力。如今,浙江已经成为民营经济最为发达和营商环境最佳的省份之一。第二是“保底”,即着力把基本社会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好,同时保障低收入群体和特殊群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浙江在这些方面也作出了很多尝试。第三是“做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橄榄型社会。

浙江为什么能做到公平发展?如果再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浙江处理好了很多重要的关系,包括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内资与外资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型企业与中小微型企业的关系,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等等。例如,浙江发展过程中,内资占据主导地位,而广东是外资占据主导地位,而内资与外资对当地社会尤其是社会共同体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

我们研究“共同富裕”,但不能把它视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方面,要向国际社会取经,一定要尽可能总结欧美发达国家“富而不公”的教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早期公平发展兼顾的经验;另一方面,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

现在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需要继续把“蛋糕”做大,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把“蛋糕”分好。我们既不能学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光做大“蛋糕”而分不好“蛋糕”,也不能学印度只讨论如何分好“蛋糕”却没有人做“蛋糕”,我们要走出中国自己的共同富裕道路。我觉得把浙江作为一个切入点来研究,至少从学者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来源:浙江日报   作者:郑永年   编辑:陈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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